中国体育产业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专 家访谈、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以新常态推动体育产业政策调整为逻辑基点，探究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演变的新趋向。伴随 着“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新常态形成的新需求，传统体育产业政策凸显的认知理念、制 度安 排、利益博弈驱动约束，已然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桎梏。新常态下，国家体育产业政策加大调整步伐，产业地位更加突出、产业目标更显明确、产业任务更切实际、产业措施更为有力；地方政府紧跟中央要求，政策制定趋于主动，目标定位更加清晰，战略调整步伐加快，执行措施不断完善。“十三五”期间，作为全面实现体育产业政策调整和落实的关键５年，应该以体制改革为抓手、以公平环境为平台、以动态评估为手段，全面推进体育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体育产业政策；调整；趋向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政策的引导，我国体育产业形成的发展方式转型压力、结构调整阵痛、路径依赖惯性使然的“三期叠加”现象明显。深入考察体育产业展政策变迁路径，体育产业政策是历史与环境、主观与观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形态的持久保持则是路径渐进“固化”的外在体现；体育产业发展的粗放性表现，实为政策演化路径的依赖性存在。

3.1认知理念的驱动约束

认知(cognition)是人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并最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个体的行为偏好和方式。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一个从“认知层面一制度层面一经济层面”的形成过程。考察我国体育产业变迁中的政策约束表现，其思维认识的巢臼同样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并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资源配置等产生消极影响。从客观规律看，体育产业的认知本源表现为由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性索求向着以价值回归的民生性诉求转变，而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主观认知及其依赖性，既是体育产业政策约束存在的重要因素，也是体育产业负效应长期存在的内在阻力，这必将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3.2制度安排的驱动约束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我们从体育产业变迁中的政策角度认知，制度就是对体育产业的提供者、生产者以及服务对象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我国体育产业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边摸索边发展的过程中，原国家体委先后发布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等文件成为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初始制度安排根基，并为全国体育产业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低质到优质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由于受到当时设置环境、认识行业利益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缺位的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体育产业制度安排的缺陷。从体育产业政策变迁路径考察，原有体育产业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发展依赖性，而其“负效应”表现，则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原因。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安排由不全到合理、由虚化到实化的进程，其实质就是由制度创新驱动的制度超越。

3.3利益博弈的驱动约束

体育产业政策演变的进程也是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是首要利益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交织，逐步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格局，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主体；在新体制条件下正在产生的利益主体；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利益主体。”从形式看，市场经济体制下与体育相关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体育产业服务政府利益主体发展方式渐进得以“固化”，导致多元利益路径演化的速度放缓，初始发展方式能够较长时间保持其基本运行状态，这就推高了体育产业政策变革的成本和跨越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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